牡丹

作者:蝌蚪君/编来源:蝌蚪五线谱发布时间:2017-05-11

牡丹是芍药科、芍药属植物;素有“花中之王”美誉,又有“国色天香”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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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拉丁学名: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是芍药科、芍药属植物,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花大而香, 富丽堂皇,素有“花中之王”美誉,又有“国色天香”之称。牡丹品种繁多,色泽亦多,以黄、绿、肉红、深红、银红为上品,尤其黄、绿为贵。

  姚黄、魏紫、欧碧、赵粉、习称牡丹四大名种。《瓶史》中也讲过牡丹四大名种,指的是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瓤,舞青猊,唯知者不多。经考证,黄楼子即姚黄,绿蝴蝶即欧碧;而西瓜瓤与舞青猊,现已难寻觅了。

姚黄

姚黄

魏紫

魏紫

欧碧

欧碧

赵粉

赵粉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始于南北朝。据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久矣。”又据《太平御览》谢康乐说:“南朝宋时,永嘉(今温州一带)水际竹间多牡丹”。

  隋代,牡丹的栽培数量和范围开始逐渐扩大,当时的皇家园林和达官显贵的花园中已开始引种栽培牡丹,并初步形成集中观赏的场面。据唐《海山记》记载:“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今洛阳西苑公园一带),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赫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隋都西苑种植牡丹与隋炀帝广泛收集民间的奇花异草有关。

  唐朝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唐都长安的牡丹在引种洛阳牡丹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已出现了种植牡丹的花师。据柳宗元《龙城录》记载:“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唐皇李隆基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本,色样各不同。“

  在唐代,宫廷寺观,富豪家院以及民间种植牡丹已十分普遍。《剧谈录》载:“慈恩寺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五六百花,繁艳芬馥,绝少伦比”。当时,牡丹种植已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唐国史补》载:“人种以求利,本有值数万者“。在唐代的大量栽培下,繁育出众多的品种,使牡丹花瓣化程度提高,花型花色增多。

  栽培方面,唐代已开始尝试牡丹的熏花试验,据《事物纪原》记载:“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这虽为传说,但从中可以分析出“牡丹独迟”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真正掌握其生长规律而造成熏花的失败,使其不能与其它花卉同放。

  作为唐代东京的洛阳,从初唐到五代十国的后唐,牡丹种植业都在不断的发展,其规模不亚于西京长安。据宋《清异录》记载:“后唐庄宗在洛阳建临芳殿,殿前植牡丹千余本,有百药仙人、月宫花、小黄娇、雪夫人、粉奴香、蓬莱相公、卵心黄、御衣红、紫龙杯、三支紫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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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这其中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

  北宋时,洛阳牡丹规模空前。牡丹“不接则不佳“,他们用嫁接方法固定芽变及优良品种,这就是北宋时最突出的贡献。

  南宋时,牡丹的栽培中心由北方的洛阳、开封移向南方的天彭(成都彭州市)、杭州等地。陆游著的《天彭牡丹谱》中记述了洛阳牡丹品种70余个。

  明清时,中国牡丹的栽培范围已扩大到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州(菏泽)、北京、广西的思恩、黑龙江的河州等地。《松漠纪闻》记述了黑龙江至辽东一带种植牡丹的情况: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辟园地,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丛者,皆燕地所无。另据《思恩县志》记载:“思恩牡丹出洛阳,民宅多植,高数丈,与京花相艳,其地名小洛阳”。这说明当时牡丹北至黑龙江,南至广西。

  明清时关于牡丹著述更多,薛凤翔著《亳州牡丹表》、《牡丹八书》,从牡丹的种、栽、分、接、浇、养、医、忌八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乾隆年间编纂的《洛阳县志》列古代和当时品种共169个。

  清代熏花已十分普及,据《曹州牡丹-附记七则》载:“右安门外草桥,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温火煊之,十月中旬,牡丹进御矣“。再据《五杂俎》载:“朝迁进御常有应时之花,然皆藏之窖中,四周以火逼之,隆冬时即有牡丹花,道其工力,一本数十金“。这时的催花技术己达到相当的水平,此技术至今还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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