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心,谁做主?

作者:赵言昌来源:蝌蚪五线谱发布时间:2017-03-28

人们的道德决策,其实也是有规律的。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2782票赞成、30票反对、21票弃权,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草案。

  这部法典,历经三次修改,讨论最多的,莫过于第一百八十四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那么,这条法律的意义何在呢?

  这要从五十多年前开始说起。

我的良心,谁做主?

(民法总则被誉为中国的“好人法”;图片来源:caixin.com)

  一个新闻

  1964年,一名女子在纽约皇后区被强暴。长达35分钟的时间内,有38个人看到了这一切。诡异的是,没有一个人选择上前帮忙,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起电话报警。[1]

我的良心,谁做主?

(案件现场[2])

  不用说,事情一见报,舆论就炸了锅。为什么目击者无一帮忙呢?为人的基本道德哪去了?良心哪去了?

  见到坏事,人们有时候会义愤填膺、慷慨解囊,也有时候一笑而过、淡漠处之。良心,或者说道德感,似乎是人所有特质里,最神秘的一个。

  孟子信“人善”,韩非却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康德含蓄地表示,“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即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不帮助别人,是因为你教养不好!

  事实真的如此吗?其中有规律可循吗?

  两个学者

  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电流的产生也是有规律的,人的道德决策,难道就没有规律吗?于是,有些人,比如达利(John M. Darley)与拉丹(Bibb Latané),就决定探寻一下。

我的良心,谁做主?

(拉丹与达利;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人当时只是助教,而道德之于心理学,绝对是个陌生的领域。初出茅庐便面对巨大的难题,这是武侠小说常见的开头。运气好,你会遇见身怀绝世武功的白胡子老头;运气不好,你只能身怀绝世武功慢慢变成白胡子老头,可生活毕竟不是小说,大多数人也只有自己熬成老头的命......

  不过,近代以来,有一群人,他们在贝格尔号船上、从鹅颈瓶中摸索出了一条发现真相的路:地位不重要,资历不重要,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实验、分析结果才是关键。

  在达尔文和巴斯德之后,达利和拉丹两位少侠上路了。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设计实验。

  跟其他学科相比,心理学无疑很特殊。标本可以看见、细菌会在培养皿里现形,人的心思却很难直接观察。一个人见死不救,可能是冷漠、可能是懦弱,也有可能是拉肚子、急着找厕所压根没看见……

  所以,设计心理学实验,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因素,自变量啦、因变量啦、控制变量啦。[3]简单来说,这个事儿,就是在洗照片。首先需要一个暗房,通过精巧设计,构建一个干扰极少的场景;其次需要试剂,施加特定刺激,观察受试者的反应,刺激呢,自然越强烈越好;最后,照片洗好了,就能知道曝光合不合适,研究者记录下受试者的反应,也能反推出其心理活动。

  带着这些限制,达利与拉丹设计了经典的旁观者实验。

  实验,还是实验

  达利与拉丹想研究紧急情况下,助人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所以,他们准备了好几段录音,其中一段,实验人员假装癫痫发作。“我……我觉得,我需要……需要……帮助,有……有没有……人……能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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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癫痫发作的录音[4])

  实验人员准备了几个相连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副耳麦。一间为实验房间,邀请受试者进入;其余的房间,则放着录音机,播放事先录好的磁带。由于受试者孤身独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听录音,而误以为自己正跟真人谈话;同时,实验人员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确保每次只能有一个麦克风起作用,换言之,一旦通过麦克风播放癫痫发作的录音,受试者没办法通过耳麦跟“其他人”商议策略。

  实验人员打着研究都市大学生适应情况的幌子,招募了72名志愿者。因为类似研究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隐私性较强的问题,所以实验人员告诉志愿者们,“你们可以坐在房间里通过耳麦匿名小组讨论,有的人在二人组,有的人在三人组,还有的人在六人组” 。

  实际上,每一组都只有一名志愿者,其余所有谈话都是事先准备的录音。随后,在某个时刻,播放癫痫发作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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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场景[2])

  俗话说“群威群胆”,按常理,人越多,见义勇为的可能越大。然而,实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二人组,85%的人在52秒内走出房间、告诉研究者“有人癫痫发作需要帮助”;三人组,数字变成了62%、93秒;而在六人组,却只有31%的人选择帮忙,平均用时长达166秒。[4]

  实验结论:旁观者越多,目击者助人的可能性就越小!

  为了进一步挖掘旁观者数目对志愿者的影响,随后,达利和拉丹又进行了第二组实验。四名大学生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填写关于大学生活的调查。其中三位是实验人员安排的助手,真正的受试者对此并不知情。接着,实验人员通过通风管道向房间内释放某种无害、但有色的气体。

  结果显示,如果实验助手们镇定自若,那么,几乎每一位志愿者都会压制自己的焦虑、强迫自己继续坐在房间里。[5]

  实验分析

  很多心理学家都试图解释人的亲社会行为(利他、助人)。进化心理学认为,助人是为了种群的延续,但这不能解释第一个实验的结果,为什么有人愿意帮助陌生人呢?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每个行为背后都有着充分的动机,只有好处够多的时候,人才会采取行动。但这不能解释第二个实验的结果——再自私,总不至于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吧?

  这真是活见鬼了。

  达利与拉丹还发现,不采取行动的人未必就是道德感低下。实际上,他们的情绪反应通常更强烈。因此,二人猜测,紧急情况下人的反应,是一连串心里决策的结果。先是注意到某些不同寻常的迹象,接着对这些迹象进行解读,随后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继而衡量利弊 ,最后才会行动;而旁观者的数量,会影响受试者对利弊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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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行为的道德决策[6])

  小故事和大道理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故事,详细说明道德决策的过程。

  一条僻静的小巷,你忽然遇到一个因为气管异物窒息的儿童,周围没有第三者,你会怎么想呢?

  你大概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作为现场唯一的成年人,你不帮谁帮?

  接下来,很自然地,你开始衡量得失:“我有没有能力帮他?有。就算我不会海姆立克急救法,也可以大声呼救。如果帮他,我会得到他父母的感谢和心理上的成就感。与此同时,我会错过班车,因为迟到被老板罚款;如果我不帮他,不仅别人会指责我,我下半辈子也将永远活在内疚里。”

  所以,帮。

  如果胡同里还有一个成年人呢?

  你们二人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小孩就能得救。因此, “救小孩”不再是“你”的责任,而是“你们”的责任。每个人二分之一。

  随后的衡量,也因之改变。

  即使你不帮忙,别人也不能全怪到你头上。

  如果你选择帮忙,那么有两种可能:一,对方也出手了,你们都受到孩子父母的感谢,也都因为迟到被罚款;二,对方什么也没做,但是因为你救了孩子,激动得一塌糊涂的父母连他也谢上了……

  还有一个额外的可能——那个人是小孩的亲属,他们在那闹着玩呢。你心急火燎地去帮忙,没得到感谢不说,还落了一顿数落。

  “你怎么那么傻呀,闹着玩你看不出来?”

  得,这下尴尬了,以后必须绕道走。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路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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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事件,人来人往的路上,他们为什么不帮忙?图片来源:ifeng.com)

  “其他人怎么还没动静呢?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哎我听说最近电视台爱搞真人秀……”

  于是你决定,再等等、再看看、再琢磨琢磨、再纠结纠结,再过一会,再说。

  只要有旁观者存在,个人所承受的责任就会减少;而旁观者越多,利弊衡量越复杂。

  在老式计算机上开几十个程序会得到什么?

  蓝屏!

  实验引起的涟漪

  拉丹和达利的故事已接近尾声。不过其研究意义,却影响深远。

  首先,道德决策是个博弈过程。

  博弈,就是衡量得失,就是比较成本和受益。

  在旁观者模型中,受益是确定的;旁观者越多,利弊衡量越复杂,需要的时间也越长。[7]而成本,又包含了多个方面。比如,时间成本,又比如,“万一她讹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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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不扶》,2014年春晚小品,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浩阳等分析过“扶老人”场景,结果显示,当法律机制完善的时候,即使是低道德的旁观者也愿意帮助老人;反之,人们不仅会“明哲保身”,还有可能从高道德蜕变为低道德,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8]

  这就要求,国家从法律层面,为助人者提供保护。

  其次,正是合理的实验,让我们发现了道德决策的机制,进而制定了“好人法”来降低助人为乐的成本,鼓励助人行为。

  所以,对于研究者而言,继续探索消除旁观者效应的方式仍是应有之义。同时,网络的出现产生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虚拟世界,人的好和坏似乎都得到了放大,新时期的旁观者效应还需继续研究。

  最后,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要认识到到人是受环境影响的,除了不要盲目指责他人冷漠,还需要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主动打破旁观者魔咒,勇敢助人。

  10月1日,民法总则草案就要正式开始施行,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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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GANSBERG M. Thirty-eight who saw murder didn’t call the police[J]. New York Times, 1964, 26.

  [2] 迟毓凯. 人格与情境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J].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166.

  [3] 坎特威茨等. 实验心理学: 掌握心理学的研究[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 DARLEY J M, LATANE B.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4p1): 377.

  [5] LATANE B, DARLEY J M. 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10(3): 215.

  [6] 刘翔平. 旁观者效应的道德决策模型[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4): 97–101.

  [7] 冯浩文. 博弈论视点下的旁观者效应解读及其破解策略[J]. 中外企业家, 2009(22): 9–10.

  [8] 张浩阳, 李延鹏. “旁观者效应” 谁之过?——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J]. 改革与开放, 2012 (07X):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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