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书画升值的秘密,推荐你看这本书

作者:赵慕宇来源:北京晚报发布时间:2019-11-01

本书将美术史脉络和书画鉴藏结合,介绍了作者对宋元以来书画的研究。

评估艺术作品价值时,常有“死后身价百倍”的现象,创作者和评价者其实共同决定着作品的价值。除世人尤为关注的经济价值外,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很大程度受“审美接受史”的影响。正如学者朱万章所说:“一个书画家的作品要得到业界认可,并对后世产生影响,除其自身的艺术原因外,离不开鉴藏家的递藏与同行的砥砺、品评与推广,甚至离不开批评者的鞭挞。”

书名:《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作者:朱万章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此番精准之语,便出自朱万章的新作《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本书将美术史脉络和书画鉴藏结合,通过作者对宋元以来书画的研究,讨论了诸葛亮、朱元璋、董其昌的画作形象塑造,考辩陈容、王蒙、仇英、傅山、吴昌硕等人绘画的生成与特色,讨论赵孟頫、何绍基书法的嬗变与传播,关注岭南四画僧、明代醉饮图等新命题。

朱万章利用供职博物馆的优势,从书画本体出发,条分缕析,阐释作品的艺术源流与特征,严谨地讨论了鉴藏作品的真伪、传播与影响。全书十五章虽主题不同,但都展示出艺术品鉴藏的关键要素。

笔者曾在2018年夏季,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伪好物”特展,其中多有“苏州片”画作。所谓“苏州片”,系明末清初活跃于苏州的书画作伪风气。据高居翰之论,明代大画家仇英早年可能也受雇炮制伪作,甚至直到晚年亦有进行。然而仇英不满足于模仿古人,用赝品欺骗末流买家,而是改造一般的赝品模仿风格,使其展现更为成熟、高雅的面貌。这种艺术嬗变便可从仇英“石渠本”“辛丑本”《清明上河图》有所体会。

这两个版本被认为是仇英真迹,可考究以深,乃存差异。辛丑本遵循宋代历史风貌,表现中原开封的风土人情;石渠本则融入明朝历史因素,添加当时江南的风物装扮,这些细节体现在房顶的鸱吻,画中人物的形态,以及桥梁功能的变化等处。从仇英的艺术实践中,不难发现他仿古不泥古、作伪有追求,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能脱离低劣的作伪水准,逐渐成长为画艺精湛、多有个性笔墨的名家。仇英“其心师意匠,新新不穷,可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乎”的境界,不论对艺术创作者,还是普罗大众,都不罔神驰而景行。

除了艺术家、艺术品自身水准,其他因素也很大程度决定鉴藏价值。比如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的作品,自清以降,颇受热捧。何绍基书法“熔帖于碑,独树一帜”“惟运笔轻脱,结体奇巧,无出道州右者”。作者在本书第十三章,详细论述何氏书艺广泛获得认可和传播的六点因素。其一,何绍基游历各方、广交朋友;其二书法作品产量高、散播各地;其三出身名师门下,又开馆收徒,一时声名广播;其四名人推崇,如曾国藩便认为其“字则必传千古无疑”;其五何绍基本人也是颇具“法眼”的鉴藏家,经他收藏、题跋的作品亦可增值;最后何氏家族文风鼎盛,不仅其父擅书,更培养何绍基与其三个弟弟: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时称“何氏四杰”。

可以看出,诸多因素促使何绍基作品广受青睐。若加以概括,其实正是艺术家本人,通过自我推荐、拜师收徒、家学延续、广结人缘等方式,在艺术圈内拥有更广的名声、更多的认可。常有观点认为,艺术家的自我“营销”是沽名钓誉之举,而现代艺术史尤甚。其实,艺术家在生前得到认可,甚至少年得志,并非坏事。如今必以死后扬名为尚,实在有偏颇之嫌。艺术家与其作品的命运,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一朝评判,而是在更广阔的地域和时代中,被不同欣赏者所认识、接受与评价的动态过程。

此外,本书讨论“一题多画”主题时,注重书画与文化史、思想史的关联。比如诸葛亮肖像画的三种类型:祭祀、观赏和山水,与当时人们对诸葛亮形象的运用有关。关于葛洪隐居的《葛稚川移居图》,也反映出不同年代的文人心志。而关于朱元璋画像由来已久的争论,其实与朱元璋多疑性格有直接关系,馆阁所存帝王画像,能够让我们清晰了解朱元璋真实相貌,而其放任民间制作自己的“异象”,致使众说纷纭,恰是顺遂朱元璋想法。凡此种种,有待读者细细品读。

原文标题《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介绍书画升值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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