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坛:明清帝王“祭月”之所

作者:呼延云来源:北京晚报发布时间:2019-10-11

月坛又名“夕月坛”,是明清两代在秋分日(每年的9月23日前后)祭祀夜明之神(月亮)和天上诸星宿(金木水火土五星和二十八宿)的场所,皇帝每三年亲祭一次,余年遣武臣摄祭。

假如把公园比喻成女孩,天坛是真正的“北京大妞”,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爽朗大气中透着那么一股子倨傲劲儿;月坛则不然,月坛只是邻家那个喜欢在胡同口跳皮筋的小妹妹,乖巧可爱兼着些许怯生生,但毕竟“我们家就住这儿”,所以对陌生人既不害怕,也不过分热情。无论岁月怎样变迁,无论来家里串门的人出出进进,走了又来,她只是待在那里玩她的。比之太阳,她更亲近月亮,比之金光万丈,她更爱水银泻地。去她家串门儿不需要肃穆庄严地端正衣冠、不需要毕恭毕敬地手捧重礼,街里街坊的,没那么多讲究,可是你得有一颗尊重的心,不能因为她的家比旁人家局促就轻视她、看不起她,因为她的美好,亦经过皇家的敕封。

曹小彧 摄资料图

曹小彧 摄资料图

乾隆皇帝偏爱的“小园”

月坛又名“夕月坛”,是明清两代在秋分日(每年的9月23日前后)祭祀夜明之神(月亮)和天上诸星宿(金木水火土五星和二十八宿)的场所,皇帝每三年亲祭一次,余年遣武臣摄祭。

古代帝王的祭月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而明代的祭月制度颇有一番折腾。最初是天地日月合祭,洪武三年,朱元璋听从礼部建议改成日月分祀,洪武二十一年又把这个分祀作废,直到嘉靖年间才恢复——月坛也正是于嘉靖九年始建,最初的坛墙是土墙,到清乾隆二十年,改土墙为城砖包砌,其他具服殿、钟楼、祭器库、乐器库等古建也都重新油漆彩绘,沿用至今。

需要说明的是,在天、地、日、月四坛中,月坛是最小的一个。东、北各有面阔三间的天门一座,祭坛只有一层,呈正方形,长宽均四丈,高四尺六寸。明代时坛面铺的是白色琉璃瓦,到乾隆大修时改铺金砖。祭坛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一道棂星门,门外均有六级汉白玉台阶,门柱、门楣以及门槛的材料也都是汉白玉。每道棂星门都装有两扇带窗格的朱红色木门,各棂星门之间有砖墙相连。其中东棂星门正对着东天门,两者之间为神路,每逢丑、辰、未、戌年的秋分日酉时,皇帝由北天门步行到具服殿更衣后,通过神路进入坛台开始祭祀活动。由于月光是白色的,所以祭品、祭器、祭服也都要用白色,比如玉用白璧、礼神制帛要“色白”,就连祝版也必须是“白纸黄缘墨书”。

在诸多古代帝王中,以乾隆皇帝最为重视月坛祭祀活动,正是在他当政期间,降旨对月坛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而且在乾隆十三年对祭礼亲自审定,并于同年赋诗一首曰:“少采当秋仲,禋(祭祀)宗重夜明。九经循白道,万物荷西成。朔魄将临望,亏轮本是盈。银蟾与丹桂,齐语任闲评。”从诗中不难看出,他将月亮的亏与盈和世间万事能否如愿以偿相联系,虽然“亏轮本是盈”,但还是希望一切都圆满有成。


民国时成了兵营和学校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除了战争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一系列要求外,还要在北京设立使馆。而跟随英法使团由天津进入北京的英国医生芮尼,在日记中留下了一段咸丰年间月坛周边环境的真实记录。

芮尼和他的同伴们从西便门出城,沿着一条宽敞的石板路往北,绕着城墙游览,路的两旁“都是排列整齐的树木”,而路的每一面“都种满了蔬菜和谷物,非常茂盛……在所种植的蔬菜之中,以菜豆最为突出”。这条路一直通到月坛,“其位置其实距离平则门(阜成门)的城墙不远”。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平则门外是“一大片郊野之地”,而月坛和平则门之间有一条“高筑石板堤道”相连,附近不远是葡萄牙人的墓园,“墓园内有超过80个坟冢,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一个受到损坏,这要归功于中国的文明”——不知道侵略者看到这一幕,有没有想到自己在圆明园放的那一把大火,内心有没有感到一丝愧疚。

在此后的时光里,月坛就像北京城的其他古老建筑一样,在国势衰败中渐渐残破不堪,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回忆自己上世纪二十年代探访北京风物的《北京繁昌记》一书中,存有一段关于月坛的记录:中野江汉出阜成门后,渡过护城河,沿着通往西山的街道行进,路的左侧可见一座牌楼,即为“礼神坊”牌楼——“与地坛设在坛的正面不同,月坛的牌楼设在北面靠近东侧的地方”。中野江汉穿过牌楼往南走,走到尽头就是月坛的外墙。从牌楼到外墙之间的这一段路的空地上,“有地摊、杂耍等骈肩累迹,兼具市场和游艺场”。那时月坛内“军队一直在此驻扎,几乎等同于兵营,因此不允许一般人纵览”。从中野江汉后面的文字可以看出,他也许是动用了什么关系,还是走进了月坛里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角门上覆盖的绿色琉璃瓦、均以大型石材铺设的道路外,就是“月坛与其他祭坛同样早已荒废,但由于军队的驻扎,相对有所治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古建中,还算保存得比较好的。

在时间上稍后于《北京繁昌记》的《古都旧景》,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生活的回忆录,他在去月坛游览时,笔下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关于兵营的痕迹,“这里成为学校,宫殿成了教室和宿舍”。阿灵顿站在空荡荡的祭坛上,想象着“皇帝穿上白色祭袍从东侧走上祭坛,月亮的灵牌面东,祭祀用的象征月亮的宝石都是白色的”,耳畔传来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不禁感慨万千。


环境优雅的休闲之地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月坛的坛墙倒塌,成了残垣断壁,有好几个大小不同的豁口,有些地段的残墙时刻都有再度坍塌的危险,黑夜之中,仿佛一头头巨大的怪兽蹲踞在那里。自幼生活在月坛东夹道16号的北京文史学者张国庆先生,在《老北京忆往》一书中回忆,由于东侧的坛墙“都塌没了”,而东夹道的地势又是北低南高,所以站在他家的街边往南看,能直接看到坛墙根裸露的城砖,“有的地段因长年累月地倒炉灰、脏土而形成了约45度的斜坡,再加上冬天一泼脏水,就冻成冰坡了”,附近的小孩子也不管脏净,把这儿当成了滑梯,玩儿得十分欢实。

孩子们还特别喜欢一个游戏,就是到月坛里捉迷藏,“那时节,坛牌楼柱子上的漆皮已大部剥落,顶部斗拱的油漆彩绘也已大多模糊。白天看,整座牌楼显得灰不溜秋的;晚上,在昏黄的路灯和菜市几盏汽灯的映照下,牌楼门楣以上至顶部又变成黑乎乎的,再加上夏夜难以数计的蝙蝠上上下下地飞舞,更显得异常神秘”。这样的环境反而让捉迷藏更有气氛,玩累了的孩子们对着半空中飞来飞去的蝙蝠喊童谣:“燕模虎,扎花鞋,一双袜子两双鞋……”童声稚语,给死气沉沉的旧京嚷来一丝生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文物保护当然也是人民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的月坛和北京的其他古建筑一样,已经毁坏得不成样子了,坛墙几乎全部倒塌,古柏林尽遭劫伐,坛内到处都有烧过的灰烬……面对这样脏乱差的环境,新成立的阜外大街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月坛进行了初步的清扫和整理,使这里很快成了一处军民联欢的场所。1955年,对月坛及其周边大规模改造扩建工程结束后,这里建成了一所对外开放的公园,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附近的居民楼一栋栋拔地而起,宛如被抱在怀中的月坛公园也就成了一处环境优雅的休闲娱乐之地。

我第一次去月坛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家刚刚从建国门外搬到花园村,月坛不近不远的,偶尔过来一趟。在建国门住的时候,我跟家人常常逛日坛,很容易将这两处“坛”做一对比,日坛固然不算大,但月坛的小巧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从这头走到那头,意犹未尽却已尽,不过我很喜欢她清幽的氛围。因为中央电视台备用发射塔占据的缘故,我无法走进坛台,只能隔着紧闭的棂星门往里观望,忘记究竟看到了什么,只记得棂星门上的一片斑驳。

上中学的时候,我喜欢在假期的下午,独自到街上游走着寻找书店,跟玩寻宝游戏似的。那时三里河有很多隐匿的书屋,门脸不大,好书不少,沿着月坛南街一直往东走,在与地藏庵北巷交接的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一家书店,里面有些昏暗,书籍也都散发着潮气,有些还过早地生出了黄斑,但那里能淘到很多出版时间已久却因为顾客寥寥而无人问津的好书,比如有一本左拉的《娜娜》,我就是在那里买到的。买完书,我会溜达到月坛,找张长椅坐着看书,虽然出门就是街道,但街上的车并不多,是以公园里安静极了,除了几只麻雀的啁啾,没有旁的声音。看累了就在椅子上躺着,偶尔,从树顶拂来一片纤云,停在蓝天上久久地不动,仿佛挂住了时光的脚步。

不过这只是一种错觉,时光的脚步终究是谁都拦不住的。中学毕业后的二十多年,我再没有走进月坛,直到前几年妻子怀孕,因为在复兴医院门诊部做定期产检,而那座杏色楼体的门诊部就位于月坛公园的东北角,所以每过一段时间,我都要跟妻子过去一趟。产检结束,我们一起牵着手从月坛公园里穿过,古树、草坪、亭榭、池塘,唱歌和唱戏的人们,在南礼士路隆隆驶过的车轮声响的伴奏下,令小公园里一片喧阗……我跟妻子说起少年时代自己徜徉在这里的日子,感慨北京的博大与深厚:在一个并没有多少故事的小园,却不知道有多少人留下了多少故事。

原文标题《天地日月四坛中月坛最小,如今环境清幽,民国时却是兵营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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