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旁王朝到萨拉热窝---《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

作者:吕利来源:经济观察网发布时间:2019-06-09

本书所想要探讨——或者说闲聊——的历史阶段与布罗茨基所谓的19世纪无比契合。

约瑟夫·布罗茨基曾经质问:“既然已经有了19世纪,为什么还需要20世纪?”从时间跨度上看,《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作为一本关注近代欧洲的历史文集,其所覆盖的历史时期上至18世纪后半叶的路易十五时代,亦即波旁法国旧制度的巅峰时期,下迄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声,跨度大大超过了100年。但至少在时代精神的层面,这本书所想要探讨——或者说闲聊——的历史阶段与布罗茨基所谓的19世纪无比契合。

然而,布罗茨基的这首诗无疑源自他作为一个在物理上身处后发世界的诗人,对业已远去的西方世界所怀有的个人情结,对于没有这种强烈情愫的大多数人来说,把这句话颠倒过来,变成“我们已经有了20世纪,可什么是19世纪?”才更符合通常的历史认知。1917到1919年间的种种事件宣告了19世纪在欧洲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不均匀地涂抹在全球各地的20世纪。出生在之后100年里的人们,很难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曾被草草粉刷过,而即便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在回顾19世纪时避免严重的失真。

《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

在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科书里,19世纪的世界史本质上都始于欧洲史,而19世纪的欧洲是动荡而断裂的,它构成了启蒙与封建、国族与国王、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分野。这是从20世纪回望19世纪的人所持有的典型看法,但如果把时间尺度放宽到此前500年、亦即黑死病爆发以来的时代,那么18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这150年反而是欧洲一个空前的和平期,无论1789年革命、1792年革命、1812-13年德意志“大起义”还是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与反革命,最终都没有造成像17世纪宗教战争近乎启示录式的历史断崖。

随着国王战胜了行省的大贵族、而新生的宫廷贵族社会又驯服了教会及各教派,启蒙时代以来的文人不再需要像托马斯·霍布斯那样为性命奔波,或者像格老秀斯那样把自己藏在书箱里越狱了,他们能为了躲避出版审查或者国王的私怨出走瑞士,也可以为博得贵妇的欢心或者混进小布尔乔亚的艺术圈回到巴黎。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在结果上也许空前绝后,其烈度却远远不如之前的时代,即便政权发生了激烈的更迭,大多数人都能活着看到革命后第二天的日出,一些幸运儿(或者更准确地说,机会主义者)甚至设法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历史的下一篇章中扮演重要但未必光彩的角色。正如歌德让浮士德在结局里被天使拯救的安排所昭示的那样,毁灭的痛苦已经被征服(或者说被债务和资金链断裂的慢性瘙痒所接替),城市贫民的生命或许依旧粗暴而短暂,但文明与产业已初现曙光。这是黑死病爆发以来第一个末世论退场的时代。

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皇帝圆舞曲》首先将聚光灯对准了活跃而狼狈的新生城市阶级,一个只可能存在于这个热爱生活胜过畏惧死亡的时代的种群。他们的立场遍布政治、经济、哲学乃至审美光谱的左右两端,出身上至流亡贵族下迄边疆小镇考入帝国首都的小公务员不一而足,但从生活状态上看,他们本质上都是一群在昂贵的街头游荡的无根者。在社会经济史上,这个阶层是19世纪浑浑噩噩的过客,从这些人当中没有孕育出哪怕一个宏观历史上的赢家(就连鸡犬升天的路易·波拿巴最终也还是垮台了),但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在回想19世纪时,却不可避免地以他们的文字和言论为基本质料——他们的存在就是“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最大反例。而当这些浑浑噩噩的人和上述那些绝非秋风扫落叶的历史事件交错在一起,19世纪就变成了断代史意义上的一个绵长的灰色地带:我们该怎么定义19世纪?

从以革命与反革命为基调的政治史的角度看,19世纪作为一个历史纪元理应开始于1789年。但在塔列朗、富歇乃至夏多布里昂这种在字面意义上遍历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人眼里,这种断代法就很难成立了。最后的旧制度人与拿破仑帝国的博弈奠定了基佐、海涅和司汤达这一代人的早年体验;这些人在1830年与1848年的风波中所作的决定又影响了马克思、俾斯麦和瓦格纳这一代人的命运,而后者的影子又长长地投射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乃至今天。事实上,如果没有1914年普林西普射入斐迪南大公的那颗子弹,我们可能根本无从判断“19世纪欧洲”的意识之流从哪里开始脱离了名为18世纪的溪谷,又在哪里坠入了名为20世纪的深潭。

对19世纪的困惑与疏离并不只来源于其在时间向度上的模糊。19世纪创造的物质财富或许没有像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冲垮了整个资本主义秩序,但其思想遗产却实实在在地垄断了20世纪以来的精神世界。这个时期的人定义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戏剧、美术、音乐乃至科学和哲学,他们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解答,这多少令19世纪成为了当代人历史认识中被刻意陌生化的一环——我们难以接受那些为当代世界埋下里程碑的人在生活体验上与我们相似的可能性,于是用“先贤”这一全称的范畴将他们从日常生活的逻辑中隔离开来。

但只要稍微考察最盛产这种里程碑的那个社会阶级——亦即上述的所谓城市无根者们——在19世纪的生活状态就不难发现,他们恰恰是有史以来处境最接近当代城市知识阶层的一群人。巴尔扎克在印刷机前就着咖啡和煮鸡蛋写下的小说,在被用来还债这一点上,可谓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他在这种工作状态下所能具备的写作野心自然无法和写作《巴黎圣母院》的雨果相比——但考虑到《巴黎圣母院》的稿酬大概只相当于雨果一年用度的三分之一,后者恐怕也很难在这部作品里把以文载道的理想当回事。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俄罗斯,广阔的农业庄园虽然供养出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这两个文学气质完全不同的文豪,但声嘶力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的处境则在本质上和《罪与罚》的拉斯科尼科夫差不多。19世纪城市文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但他们自己的生活里却充满了震荡甚至下降,这一时期的文学之所以能在我们的脑中阴魂不散,并不只是因为那些创作者有着更为高超的笔力或者才气,而是因为漂泊在日常生活中的他们和我们一样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另一个在我们回望19世纪时容易遭到理想化处理的领域,就是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国内与国际政治。如果说19世纪充满了个人主义涣散气息的文艺界无可争议地以巴黎为中心,那么这一时期欧洲最核心的政治命题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德意志”这片含混的中腹地带。这个领域的生态似乎与连绵不绝的中产阶级圈子截然相反,即便最后的旧制度人(塔列朗、梅特涅)在维也纳的会场上翩翩起舞,也无法改变一切关于保守和激进、反动和进步的话语和谱系在1814年以后都已迎来了一次大洗牌的事实。对绝对主义时代缔造的正统君主的信仰或许依旧深植于旺代或者下奥地利的农村,但已无法维持以城市为轴心的近代国家的运转。这一矛盾在法国体现为反复的革命与王党派的分裂(当然还有奥斯曼男爵的巴黎城市规划),在北德意志则催生了普鲁士这一不情不愿的区域霸权,于是在19世纪的60年代,我们看到欧洲大陆的西端出现了自称拿破仑继承者的一位“人民的皇帝”,而在这位皇帝被俘虏之后,在莱茵河东岸又出现了一位“联邦的皇帝”。这两台机器利维坦定义了19世纪后半叶的欧陆地缘政治版图,虽然它们的主程序充满悖谬与矛盾,但至少它们马力足够,不会散架。这是一个悬置合法性问题优先于解决合法性问题的时代,神奇的俾斯麦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功名更多的是因为他狡猾地驾驭了近代国家的机器而非完善之。与我们对19世纪文艺的认知同理,当今人为想象一台完善的国家机器而乞灵于这位帝国宰相的时候,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更多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而非19世纪的政治现实。

如果说法国和德国在19世纪成为了调和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机会主义试验场,那么哈布斯堡统治下的中欧看起来更像是传统王朝政治的养老院。这一时期的哈布斯堡统治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梅特涅和巴赫充满犬儒色彩的保守主义、索尔菲力诺和克尼格雷茨的战败,以及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似乎永远泛白的胡须,但如果考虑到哈布斯堡人在19世纪的前夜孕育出了一个狂热的启蒙主义皇帝约瑟夫二世,又在20世纪的开头实现了帝国境内成年男性公民的普选,就不难发现这种基于正统性原则的老式王朝国家体制的强大韧性所在。

在19世纪的欧洲,大多数反体制运动来自新兴的城市阶级,而建制派则往往出自地主或贵族(随着土地利益在英法遭到新世界的冲击,建制派的面目又逐渐开始与军官、职业政治家乃至资本家相混淆)背景。但在哈布斯堡的中欧,建制与反建制的力量分布被调转了过来,君主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仍旧来自于各王冠领的在地精英,而居住在大都市里的城市阶级反而是帝国保护乃至积极扶持的产物,他们无论多么桀骜也无法从庞大而颟顸的军队、教育和公务员体系中脱嵌。正是在这种被对内控制而非对外竞争所驱动的近代国家体制的拱卫下,看起来好像活了一个世纪的弗朗茨·约瑟夫有意无意地成为了传统式权威则在欧洲政治中硕果仅存的具现,奥匈帝国的一切改革举措与对外政策都以延续数世纪以来君主、国民和中间阶层之间兼具赞助、庇护与反抗的复杂博弈为目的,只不过在卡尔五世的时代维持这种博弈的外部压力来自安纳托利亚,而在19世纪维持这种博弈的外部压力来自四面八方,从勃兰登堡、威尼西亚到后来的塞尔维亚。

终于,随着1914年6月28日的枪声戳破了和平与秩序的金气球,19世纪政治的种种内在矛盾终于倾泻而出摧垮了自身。直到凡尔登的硝烟散去之后人们才终于明白,那个身穿晨礼服的19世纪文明死去的样子并不比之前的时代体面多少。现代人19世纪观的塑造至此臻于完成:19世纪既是一座先贤祠,也是一艘愚人船,它成为了一个像弗里茨·朗的《大都会》所描写的那样由开明而睿智的少数与伪善而自欺欺人的大多数组成的诡异集合。但如果考虑到早在1850年代,伦敦的邮局已经能做到一天派件12次(反观当代人一天查看今日头条的次数可能也没这么多),便不难体会到在19世纪人天真的眼睛里,世界已经是一个空前复杂的系统,21世纪的我们在更加庞大的信息流面前也只有可能比他们更加不知所措。这就为所有放眼臧否19世纪的现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评价19世纪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正在成为另一个19世纪?

正如19世纪人为处理庞杂的信息而发明了各种范畴与主义一样,边际革命之后的现代人也会本能地用预期管理和效益评估遴选出值得优先摄取的信息,这种赤裸的计算当然也主宰了读者与出版物、尤其是“历史”这一自带陌生化前提的题材之间的关系。作为结果,以“历史题材”为核心的通俗出版物所承载的预期曲线往往与盘古创世类似,从看到目录、封面乃至标题的那一刻起,一个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的归纳过程就开始在我们的脑中飞速运转:如果一个通俗版本的“历史”不能以较为经济的方式传达或至少暗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论哲学,它就必须在经济性上追求极致,成为一本除“极简”以外别无他求的小册子。

从这种意义上看,《皇帝圆舞曲》显然不是一本以经济性见长的新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读者的态度是不友好的。《皇帝圆舞曲》既不强迫读者接受一套解释一切的大一统理论,也不用节省时间精力的廉价理由敷衍他们,作者虽然以一种近乎我行我素的方式把欧洲近代史上从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到波拿巴家族乃至俾斯麦的诸多线索串联起来,但其基调永远是诙谐的,且总是带有理解式的温情。这本书并不能让读者感到自己如前述那般完全合理合法的计算得到了迎合,但却能给读者以一种更加纯粹的满足感,那就是在愉快的阅读之余感受到一种对读者智识一以贯之的尊重。而如果考虑到作者的大多数文章萌发于互联网上的闲谈与戏言、而非诞生于刻意创作之中的话,这本集子无疑在这个所有人都谴责互联网用碎片化毁灭了阅读乃至写作的时代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反例。这或许也是本拒绝严肃的历史杂谈在这个信息时代里最严肃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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