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华梵之间》:“浅层的史实”与“深层的方面”

来源:东方早报发布时间:2019-05-31

大概由于这种方法实在是太简单太朴素了,反倒经常为我们所轻视。

评《华梵之间》:“浅层的史实”与“深层的方面”

《华梵之间》 程恭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一版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学者在评论历史事件的时候,心口稍失检束,就容易发出一些“想当然耳”的言论,以思想上的“理当如是”,取代学术上的“事实如此”,以至于造成“一言而蔽千古不齐之事实”。自从“口述历史”、“访谈录”等类撰史形式流行之后,这个问题有往深处发展的趋势,虽研究有素发言谨慎的学者,也难以彻底戒除。苏晋仁、程恭让两位先生整理出版的周叔迦(1899-1970)遗作《清代佛教史料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0月第一版),收有一篇《纪念一代佛教文史大家周叔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苏晋仁先生访谈录》。这篇访谈录近已收进程恭让先生的论文集《华梵之间》(第207-233页),其内容固然十分丰富,却也难免杂染时代风气,掺入某些“想当然耳”之论。请看下面这两段话:

苏:当时三个以佛学研究著称的佛教居士中,竟无先生、清净居士二位似乎都未注意到敦煌卷子,唯有叔迦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成了日后中国佛教敦煌学方面的一位先驱者。之所以有这种区别,我想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学术兴趣十分广泛的缘故。当时他住在北京,敦煌残卷的大宗是在北京图书馆,而叔迦先生和负责整理残卷的陈援庵、赵万里等先生又很熟悉,所以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环境给了他这些机会。

程:除了您所讲的这些主观、客观方面的条件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深层的方面,叔迦先生个人对佛教思想史的看法可能影响了他对敦煌卷子价值的判断。比方说吧,如果当时让欧阳竟无、清净居士来看待这些敦煌卷子,他们可能认为残卷意义不大。并非因为是“残”卷,所以意义不大;假设是完整的卷子,被伯希和等人盗去的卷子,也意义不大。因为这些卷子大部分是中国佛教学者的著作,是在佛教“中国化”的气氛和思潮下写成的,所以照欧阳等人看来,其佛学价值几近于零。而叔迦先生就不会这样看问题。

苏、程二位先生的话,很容易让读者认为,法相唯识学南北两大家的欧阳竟无(1871-1943)和韩清净(1884-1949)从未注意到敦煌卷子,就是注意到了,他们也会认为残卷意义不大。照程先生的意思,南欧北韩不注意敦煌残经或者认为其意义不大的主要原因是,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是中国佛教学者的著作,是在佛教‘中国化’的气氛和思潮下写成的”,故而以南欧北韩“印度佛学本位”的眼光来看,敦煌残经的“佛学价值几近于零”。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苏、程两位先生,南欧北韩不仅注意到敦煌残经,而且南欧创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包括其前身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和北韩建立的北京三时学会还注意到某些残卷的价值和意义,曾经有选择地加以校勘刻印。敦煌卷子中虽有很多“中国化”程度很深的佛学著作,但也有不少“中国化”程度很浅的唐代玄奘一系的法相唯识学佚籍,引起南欧北韩注意的首先就是这批佛典。

在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1922)之前,欧阳渐就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组织自己的学生校刻过一部敦煌出土的法相唯识学要籍,即唐京师西明寺沙门昙旷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简称《百法义记》)。我托友人隆藏法师从北京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借出这部论疏,发现它还是周叔迦的堂兄周叔弢(名暹,1891-1984,史学家周一良的父亲)和周叔迦的长兄周明泰(1896-1994)等人捐资刻印的(参看《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黄山书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11-12页),书后有刊记曰:

孙多焌、周暹、周明泰合施银百五十圆,敬刻此《记》,连圈记字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九个,支校刻银百三十二圆,余银由流通处印书布施。 民国九年季春金陵刻经处识研究部刻

刊记前面还有欧阳弟子、唯识因明学专家邱檗(字晞明,一作晞运,江西宜黄人)写的校记:

《百法明门论》略陈唯识名义,大乘光《疏》释词稍简,基师《解》文复多缺佚。昙旷作《记》近出敦煌,周君叔弢钞得见饷,披读再三欣惬希有。基、光论述依据三藏,奘师受学胜军居士,再传窥师,因述《成唯识记》,义文渊海,初学面墙,得兹《论记》开明,慧光一线。惟《记》本衍缺,多所补削,犹恐伪漏,致滋疑惑,愿诸读者,靡尤再详。宜黄邱檗附识。

校记中提到的“大乘光《疏》”和“基师《解》”,分别指玄奘弟子普光(大乘光)和窥基的《百法明门论疏》和《百法明门论解》(均有金陵刻经处刻本)。周叔迦曾据邱檗校本替昙旷《百法义记》作提要曰:“夫《百法论》略陈唯识名义,近之可以断恶修善,远之可以达俗会真。基《解》文多阙佚,光《疏》释词简切,旷《记》诠叙清晰,以较忠《疏》,渊广差堪比拟,精峭似若稍逊,此时代之所限耳。”(《释家艺文提要》,第436-437页)“忠《疏》”指窥基弟子义忠的《百法明门论疏》(有支那内学院刻本)。周叔迦提要的用语,颇有采纳邱檗校记之处。

支那内学院成立后所刻敦煌佛典,据我所知有唐佚名撰《唯识三十论要释》和唐益州福感寺沙门道基撰《摄大乘义章》。我以前购得过一册金陵刻经处新印的木刻本《唯识三十论要释》,书名下题“敦煌本”三字。这个本子后面没有任何刊记和校记。但瞧字体,应该是支那内学院刻本。由于此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无藏,我就查阅台湾“国家图书馆”目录,发现其藏本中有“民国二十三年支那内学院刊本”,但具体出版讯息不详。于是,我就托金陵刻经处的肖永明先生帮我查查刻经处该书木板上面是否有刊记或者校记一类的东西,肖先生很快回信说该书木板尾叶有刊记,其内容如下:

刘湘拨付四川省款敬刻《唯识三十论要释》一卷,连圈计字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五个,扣洋一百九十六元八角四分五厘,签条尾叶功德书十九部,实共支洋二百零四元九角二分五厘整(此数由二十二年八九月余款三百四十六元二角七厘四毫内支付),民国二十三年六月支那内学院识。

果然是支那内学院的刻本!周叔迦曾依《大正藏》所收本考证,《唯识三十论要释》多半也是昙旷的作品(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第438页)。

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讲摄论学派(南北朝末期到唐朝初期以讲习真谛译《摄大乘论》为主的佛教派别)时,曾经提到过一本《摄大乘义章》:“此外,在敦煌卷子中有一些章疏残本,如道基的《摄大乘义章》(残本,已校刻),可以看到当时的理论都因自由发挥而更加显得复杂了。”这本“已校刻”的《摄大乘义章》残本,我也托隆藏法师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借出,发现它是由支那内学院刻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其尾叶刊记说:

叶恭绰施资敬刻《摄大乘义章》一卷,连圈记字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个,扣洋一百零三元一角二分五釐,签条尾页功德书六部,实共支洋一百零五元整,民国二十五年四月支那内学院识。

刊记前有校记云:

右《章》一卷,旧钞本,不题作者。以《法苑义镜》《狮子吼钞》所引古基师《章》文对校,处处合符,断为道基之作无疑。基以贞观十年示寂,此《章》典据乃有贞观七年新译之《大庄严论》,是必晚年定稿又无疑也。基《章》原有八卷,今才余一,而文犹不全,残佚已甚。然对治之谈,摄师宗要,故《法苑·断障章》中引破古基之说最多,今适存断结等义以资对照,可云得其精华矣。至于《摄论》旧师立义多途,基独釐改先辙缉缵亡遗,此残卷中列破三藏及晋汉诸家数处,颇见其概,是则尤可贵也。校者附记。

这位未署名的“校者”,我看多半就是吕澂。周叔迦《释迦艺文提要》第168-169页对此内学院刻本《摄大乘义章》也作有提要。

三时学会校刻的敦煌佛典,据我所知有《天请问经(附疏)》(我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书库藏本)。书后有校记略云:

……今刘君(佛三、君曼)之母 李太夫人逝世。同人发愿为刊《天请问经》若干部。是经佛为梵天请问而说。问答伽他,美妙易解。引入圣教是最方便。传有基《疏》,今佚不存。近于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卷中,偶寻得之。但惜阙残。犹足参究。法宝重睹,欢喜庆慰。今并附刊,用广流布。愿令闻者,闻已生信护持受诵,其福无量。以此所获功德,施彼亡者资生胜趣。 三时学会识

既云“犹足参究”,复说“法宝重睹,欢喜庆慰”,可知三时学会并不以敦煌佛典为全无价值。校记后有刊记曰:

韩蕴晴 清 净 韩哲武 官伯行 朱芾煌 各五圆

胡朝宗 饶凤璜 各三圆

李成志 马 凖 相 伟 申 宪 林 肃 各二圆

翁 廉 陈霞章 蒋灼三 各一圆

徐鸿宝 六圆

天津交通货栈 三十圆

以上共银洋八十圆计印是经及疏一千五百部如数付讫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印成

刊记中所提施资人“清净”,就是韩清净。《天请问经》用的是玄奘译本,所附《天请问经疏》本无作者名,校记作者认为是窥基的佚文,但周叔迦怀疑是玄奘弟子文轨所作(《释家艺文提要》,第239-240页)。

综上所述,要想判定南欧北韩是否注意到敦煌佛典,以及是否认为敦煌残经意义不大,只有调查研究支那内学院(包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和三时学会所刻经籍的具体情况,此外别无他途。在能以“浅层的史实”说明有关问题的情况下,实无必要引入程先生所谓“深层的方面”加以解释。以文献为根据来成立思想,而不是以思想的揣测来取代文献的调查,这是一种简单有效、历久弥新的基本治学方法。大概由于这种方法实在是太简单太朴素了,反倒经常为我们所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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